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已有70年，今天的人们并没有忘记“新中国的立国之战”、没有忘记“最可爱的人”。正在国庆档上映的电影《志愿军：雄兵出击》，表达的正是对这段历史的敬意、对志愿军的铭记、对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传承。

       在众多同题材叙事甚至经典力作之后，我们如何用今天的态度去呈现这段历史？三部曲电影如何布局、拍出新意？如何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发现、思想发现和审美发现？前不久，我与导演陈凯歌就电影《志愿军》三部曲的创作进行交流。

记者：文学、电影、戏剧、音乐，人们用不同艺术形式记录和呈现抗美援朝战争，一些经典之作更是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。《志愿军》三部曲是继《长津湖》之后，您的第二部抗美援朝题材影片。为什么反复书写这段历史？

陈凯歌：这场战争在新中国历史上太重要了。新中国最初诞生的那几年是一段很特殊的时期，最主要的特点是上下同心。如影片《志愿军：雄兵出击》所讲，那时候，“西藏台湾还没解放，土匪特务还没肃清，人民政权还不稳固”，战火刚刚平息，要不要出兵援朝？虽然是一次艰难的决策，但得到全国上下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支持，非常了不起。再现抗美援朝战争，铭记它对于我们国家的成长、对于我们国家长久和平的意义，是我们一而再、再而三书写这段历史的用意所在。

记者：用三部曲电影呈现抗美援朝战争，是一次大胆尝试。《志愿军》三部曲的布局和构思是怎样的？

陈凯歌：最初想做上下两部，后来发现两部的篇幅容纳不下现有素材，于是有了第三部的考虑。总体上讲，我们希望通过三部曲完整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貌。第一部要有决策出兵这个环节，主要写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、第二次战役；第二部写第三次战役、第四次战役、第五次战役，重点是写一场生死存亡之战——铁原阻击战；第三部主要写如何“边打边谈”。

      创作上不能野心太大，还是要根据实际的可能，具体地去表现。但是想拍得跟过去不大一样，这个心思是一直有的。譬如说，写人的性格。过去这一类题材，可能对事件的关注比对人的关注要多。拍出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，是我们的目标。

记者：作为三部曲的第一部，《志愿军：雄兵出击》用了近一个小时的篇幅讲述“我们为什么要打这一仗”，为什么着重呈现历史背景？

陈凯歌：我认为这个篇幅是恰当的。这部电影不写一时一事，而是要写出在整个国际形势之下，我们应该怎么做。正像影片中李默尹（辛柏青 饰）这个人物所说，“越境炸死平民是假设吗？军舰堵在台湾海峡，阻挠中国统一是假设吗？如果和平的希望仅仅变成了希望对方不要开枪，那还能叫希望吗？”

      这么一件关乎国运的大事，如果不向观众讲清楚“为什么要打这场仗”，当时我们国家处境怎样，这个决定与当时的现实关联，既不符合历史，也会大大削弱影片的说服力。

记者：面对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事件和人物，写什么、怎么写，一定颇费思量。《志愿军》三部曲如何处理详与略、虚与实的关系？

陈凯歌：谋篇布局，是我们在拍摄中首先遇到的困难。有些写进了影片，有些虽然非常珍贵，但限于篇幅没有容纳进来。这种情况的确挺多。重要的是，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间，我们看到很多闪光的人。剧本创作阶段，我们反复自问：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个很小的情节、两三句台词，就能让人物栩栩如生，让大家记住？我们也反复提醒自己：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志愿军，是许许多多无名的英雄、普通的战士。

       我希望没有辜负志愿军战士。可能做不到把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写下来，但至少要有这样一个角度，让我们看到无名英雄、普通战士的付出和牺牲。

记者：关于《长津湖》的创作，您提出：“写戏要写人，写戏先写人。只有把人物写好，戏才能有底气。”《志愿军》是否延续这一创作原则？影片出场人物200多个，有历史人物也有虚构人物，选择演员的标准是怎样的？

陈凯歌：一定是这样的。《志愿军》是三部曲，某种程度上给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施展余地。我反复强调《志愿军》三部曲不是跟着一个人走，而要写志愿军的整体。

       选演员是很专业的工作，需要经过慎重考虑。我可能只有一个标准，就是合适。实际上，演员扮演适合自己的角色，成功的几率就比较高。我很感激大家，从主要演员到戏份不算太多的演员，都做得挺好。

记者：演员对角色的塑造至关重要，比复原外形更难的，是体现出志愿军的精神面貌。你们做了哪些工作帮助演员接近人物？

陈凯歌： 军训是最基本的。演一个战士，如果连战士怎么走路、怎么持枪、怎么匍匐前进、怎么低姿跑动都不知道，如何能演得像？开拍前我们邀请退伍的军事教官，对演员特别是年轻演员做了长时间训练。大家都很能吃苦，像辛柏青这样的资深演员也一同参训、一同摸爬滚打，毫无怨言。

      导演的工作，要做到先演员一步去了解人物，首先要做足够多的功课。这部戏的演员人数众多，我要求自己一视同仁，对主要演员要说戏，与只有三两句台词的演员也得认真交流。我用“说”而不用“聊”这个字，因为没有聊得那么轻松。演员刚来的时候，可能不太了解角色，不知如何进入情绪、把人物生动地表现出来，需要我们比较长时间的磨合。这个过程，是要出力气的。当然，不能主观地认为自己说的都对，别人的意见也要听。

记者：《志愿军》筹备4年、拍摄 399 天，对于您这样从影40年的“老兵”也是头一回。经历这一漫长的创作过程，演员、幕后人员包括您自己，是否沉淀下一些东西？

陈凯歌：我们肯定受到志愿军精神的感召。拍摄中，好像天天都与志愿军生活在一起。群演小战士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开始化妆，看着他们一队一队奔向“战场”，恍如隔世。拍摄的现场，时有预期之外的狂风怒号或是漫天飞雪，给“战场”增添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气氛，好像有一只手在推动拍摄，帮助我们去感受那个气氛。

      这部戏对职业能力也是考验。两三千人的摄制组，就像一台运转有序的重型机器。衣食住行要井井有条，要保证效率，符合艺术标准，还要让大家有休息时间，幕后人员做了大量且非常具体的工作。

记者：您擅长拍文戏，《志愿军》有大量战争场面，文戏与武戏怎样搭配？如何让观众看到不同的战争场面，了解不同战役的意义，同时不会感到审美疲劳？

陈凯歌：武戏并非孤立存在，武戏和文戏共同担负表现人物的作用。一定要把对人物的描写，揉进武戏的动作中间。松骨峰一战，当小战士看到自己最亲密的战友濒临死亡，他突然有了勇气，拿起手榴弹去和敌人拼命。这段武戏起到了烘托人物性格的作用。

      片中枪炮声大作的时长，我们也有精算，更主要的是体现打法的不同。首战必胜的两水洞，是“刺刀见红”；师部主要是枪战，敌军使用重炮轰击，我方使用巴祖卡；在山卡子打击敌人的坦克，我们用了很多燃烧瓶……首先要明确历史中是怎样的，再考虑艺术呈现上的创新。每一场武戏，我们都费思量。

记者：影片中的一些情节和意象，让我印象深刻。彭德怀责问第38军军长梁兴初“慢腾腾”，错失战机。梁兴初回答：错在自己一直想准备结实了再打，因为“我们牺牲的人太多了，战士们仗打得已经看见新中国、看见好日子了。”比如，松骨峰上的那一棵青松；再比如，将联合国大会上的举手画面与松骨峰战场上战士们的举手画面，剪辑在一起。

陈凯歌：这场戏对我特别重要。我当过兵，我了解“战友情”，我感受到，珍惜战士的生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传统。我们的部队讲勇敢，也讲感情。这段话由战将梁兴初说出来，是可信的。

      导演得寻找具有表现力的电影语言，创造出电影的句子。我们严格比照实际中松骨峰的照片，准备这场戏的布景，但我觉得缺少能表现精气神的东西。松骨峰的名字启发了我。我跟美术师说，咱得弄一棵松树，但如果是高耸入云的松树，电影的意象就太直白了。我们选了一棵普通的松树，种在坡顶。松骨峰这段戏拍了一个多月，我们每天看着这棵树，它成了所有人仰望的目标。大家都说：松骨峰上的这棵松，也是三连的战士。

       讲到举手的画面，在松骨峰的英勇作战直接给了中国代表团底气。松骨峰、联合国，虽然是两条战线、两个战场，但大家戮力同心去打同一场仗，正所谓“上下同欲者胜”。

记者： 如何让《志愿军》里的人物被今天的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接受，能理解、有共情？

陈凯歌： 年轻人之间很容易共情。今天的年轻人与70 年前志愿军的战士们，几乎处在同龄。看看志愿军战士是如何作战的，再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，观众自然会产生联想。

      天下事，就是要以情动人。他们的英勇作战是有情感在里面的。松骨峰上，三连的指导员讲：我们在，敌人就过不去！三连的传统传承至今，我相信，真情实感足以带动观众。

（实习生黄竞仪对本文亦有贡献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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